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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沟：野蛮生长的城市

从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乘坐直达白沟的汽车，两个小时就能到达这个以箱包闻名中国北方的商埠。从7月份开始，当地人已经不乐意听到外人继续称呼白沟镇。因为这个北方著名的商业镇要升格为市了。

南有义乌，北有白沟，这或许是白沟最好的宣传语之一。白沟地处河北省高碑店市、雄县、容城三县交界处，位于京津冀经济圈核心地区，北距北京102公里，东至天津108公里，南到保定62公里。

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这是白沟特有的城市化路径，而主导这个城市化的主体则是当地的农民。9月22日，在改革开放30周年白沟城市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给白沟的发展做出了上述的评价。

从一条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的村街集市，发展为产品出口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箱包之都。白沟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区位优势，也没有太多政策支持的小村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变呢？

学者温铁军的解释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经济发达地区，不论是温州、义乌还是白沟，多处于所谓的三不管地带，在这个政府偏弱的状况下，经济反而容易兴起。

一

每有领导视察或媒体来访，白沟·白洋淀温泉城党工委副书记、白沟镇党委书记李洪强都会带他们去参观白沟两个重要的门面店——春丽皮具公司老板宋丽萍做代理的梦特娇专卖店和玉兔皮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英做代理的玉兔专卖店。

1971年，白沟镇高桥村原第八生产队的队长张国清、会计李明新把准备给女儿买手表和购置过冬棉衣的250元钱凑在一起，从天津买回了两捆人造革料。过了几天，白沟的第一个人造革自行车座套诞生了，随后又有了第一批最简易的手提兜。

那个时候春丽皮具公司老板宋丽萍还没出嫁，跟父母一起做起了自行车座套和老头包，宋丽萍依然清晰地记得，那种简单的人造革手提包在当时很受欢迎，刚做出来，拿到门口去卖，马上就能卖出去。

1984年，宋丽萍结婚，第二年生完孩子之后，就开始学着人家前店后厂做起了箱包的生产与销售。这一干，就干了两年多。那个时候，生意异常的火爆，做起来特别的辛苦，其实也没赚多少钱。宋丽萍回忆说。

大多数客户都是那时侯认识的，当时在北京西单商场(4.74,-0.13,-2.67%,吧)、前门承包柜台的人，都是从宋丽萍那儿拿货。

那时做的包色调和款式都很单一，顶多在包上印上北京上海等字样，一个包卖两块钱，能赚两三毛钱。到后来，贴牌生产已经开始盛行。此时从田地里走出的农民根本没有商标品牌的概念，哪个商品好卖就贴哪个牌子。

当然，这也是客户的要求。我们都是农民，一点知识产权意识都没有，他让贴什么牌就给贴什么牌，能把这一天的货给卖了，我们就感觉特别的高兴。宋丽萍回忆说。

这是现在白沟市场的雏形。随后以白芙蓉小商品市场的成功启动、运营为标志，到1992年底，白沟进入了长达8年的狂热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甚至出现了白沟投资热，也曾引发了白沟现象的大讨论。

二

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府着手整顿国内经济秩序，白沟成为政府眼中制假售假的重灾区。在那一时期，商户们常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频频在白沟现身的省、市、县各级领导的身影。

虽然紧张，但是农民商户并不承认假冒。他们的理论是，咱们不过是看他那个牌牌好看，用一下，你用他那个牌子还卖他那个价钱，那叫假冒，咱们也没有卖他个牌子的价钱，比原价不知道要低多少，就不应该叫假冒。

白沟镇党委书记李洪强回忆说，那个时候，一提起白沟，人们的印象就跟假冒伪劣联系在一起。有一年，某中央领导来河北视察，陪同视察的白沟镇领导也希望中央领导能顺便去白沟看看，岂料中央领导说，假冒伪劣，纯属扯淡，有啥可看的？

白沟出假货的名声也给宋丽萍的生意带来了困扰。

刚开始做梦特娇代理的时候，我跟人说我想做这个代理，到广州的公司去了之后，人家问你是哪儿的啊？我说我是白沟的，他说，白沟的我们不做。我说为什么不做？他说因为你们白沟全是出假货的地方。宋丽萍说。

白沟本土品牌玉兔也遭遇危机。玉兔是1996年白沟镇为创地方品牌，注册的让商家免费使用的自有品牌。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生产厂家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一时间玉兔牌箱包成了假冒伪劣、低档货的代名词。2000年起，政府把这个牌子封掉了两年。

2002年6月，土生土长的白沟人李洪强开始主政白沟镇。甫一上任，李洪强就进行了白沟市场的拯救行动。那个时候，白沟市场还是摊位拥挤、秩序混乱的小集贸市场。

2004年，张金英通过丰富的经验，竞标到了玉兔这个品牌的经营权。张金英摒弃了玉兔品牌以前的低档化观念，改走中高档路线，并在引领内地时尚潮流的广州设立厂房，以便于款式的研发和生产。

目前，白沟有玉兔等自主品牌1200多个，其中5个省级名牌、3个国家级真皮标志产品，已申报5个河北省著名商标，3个河北省名优产品。

三

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小城镇的必经之路，而工业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如何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困扰，则是当前各级政府管理者所面临的最敏感的问题。李洪强坦言，他们并没有什么高招妙计，就一条，要让农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

比如白沟服装城，仁合庄村以180亩土地入股，村集体每年就有2000万元的收入。作为补偿，该村失地的农民除了每四口人分得一处价值30万元的商品房外，每四户又分配一间90平方米的门市房，每户每年可收获5万元的租金。

近年来，白沟镇区12个村街及其他村街的3.5万农民边农边商或弃农经商。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认为，白沟的发展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缩影。其中值得称道的是所谓的草根经济。而农民作为主体，促进了白沟城市化的进程。

据李洪强介绍，白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现了四个97%，即：镇区常住人口97%以上是农民，市场经营主体97%以上是农民，工业投资主体97%以上是农民，二三产业的受益主体97%以上是农民。

白沟是家家户户做包，男男女女推销。李洪强说。农民富了之后，镇里也才有钱搞城镇建设。近年来，白沟每年投入的建设资金均超过10亿元，主要是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进行高标准建设，建起了五纵七横的路网框架。

我们之前一直是把白沟作为一个县级市来建设的，没想到现在是副地级，所以城市规划各方面都需要向前看。李洪强说。

为了向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迈进，白沟镇聘请了清华、天大、同济三所大学的教授对白沟的发展进行科学性的规划。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认为，白沟开始由农民传统的种粮种地的意识转向市场意识、商业意识，使小生产通过专业化变成大生产，

通过城镇的发展，使农民转化为市民，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机制。

谈到白沟的三大变化，李洪强说：白沟最大的变化是农村，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最本质的变化是观念。但一个白沟人说，白沟现在遇到的问

题是，上一代人在挣钱，新的一代白沟人许多却在无所事事。几年前，这里斗殴时常发生。政府为了增加娱乐项目，专门在市场里设了两条文

化娱乐街，但很快就被私人承包，一度成了赌场。

四

温铁军说，温州、义乌、白沟这样的地方，发展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靠着政府的非规范管理，这些地方的国有企业相对弱势，当地政府的财政收

入就有影响，因此就会大力支持民企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从1984年撤乡建镇，到1992年设副县级建制镇，再到2008年7月28日升格为副地级的次中心城市，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内，白沟实现了行政级别

的三级跳。现在还是一个过渡时期，之后就是白沟市了，李洪强说。

在李洪强递给记者的名片上，身份前的暂时定语——白沟·白洋淀温泉城，读起来异常的拗口，但名片上已经没有了高碑店市的字样，这

背后所反映的是，白沟已经从一个隶属于高碑店市的小城镇升格为一个次中心城市。

白沟箱包产业带动了周边5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50多万农民参与进来。有专家称，白沟的吸纳力、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地

级市，白沟市场对提升整个环渤海地区的消费升级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白沟·白洋淀温泉城其实就是大白沟的设想。它将临近的白沟、白洋淀、温泉城三地构建成一个整体，以白沟镇为中心，试图发展成保定

东部地区的经济龙头。它的建立，也对白沟打造旅游休闲娱乐购物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春丽皮具公司老板宋丽萍称，白沟和温泉城优势互补，人们到白沟购物，然后再到温泉城玩；或者先到温泉城休闲娱乐，离开的时候总得带点

什么纪念品吧，那就到白沟购物。我们的生意也就更多了，宋丽萍说。

然而，囿于行政体制，此前的白沟一直处于小马拉大车，小镇管城市的困境。

比如，行政体制曾是白沟发展的最大障碍。李洪强说，白沟镇之前虽然是副县级建制镇，但没有县级职能和县级权限。比如，在办理证照过程

中，白沟有3万余家商户和企业，需要数次奔波于白沟和高碑店市，商户企业为此叫苦连天。

更重要的是，白沟虽然各金融机构齐全，但均以吸纳储蓄为主。2006年，白沟存款余额为15亿元，而贷款仅2亿元，存、贷比例严重失衡。因为

在白沟的各金融机构都只是一个办理处，而没有放贷权限。

不过这些因为行政体制所带来的困境，或许会随着白沟的升格而逐渐解决，但显然，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让温铁军担心的是，升格之后的

白沟成为一个强势政府，会否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还需要主政者的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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